文．圖/簡史朗
8月24日承水沙連雜誌社康社長之邀，以「福龜——小香港的前世今生」為參訪踏查的主題，一行約二十餘人的團隊先在「橋聳雲天綠雕園區」集合，接著就前往當年鹿港擔埔社的中繼站「龜仔頭（今名福龜）」走了一大圈，當地耆老張能文先生、大廟北玄宮的羅主委及耆老阿嬌姨受邀在現場介紹了很多有趣的鄉野佚聞。下午還參訪了附近的向陽咖啡及咖啡農園，吃吃喝喝地過了充實的一天。
龜仔頭的老街道，這裡是早昔鹿港擔埔社的商販挑夫過夜休息的中繼站
行程中帶隊的寶鳯不時提及「郭百年事件」之後，官方為禁止漢人墾民再私入水沙連內山侵墾，所以在南路的濁水溪和北路的烏溪入山扼要之處，分別豎立禁碑。南路濁水溪線豎立在風谾口（今集集鎮洞角），碑文為「嚴禁不容奸入，再入者斬」，另一個設在北路烏溪線的「龜仔頭坪（今國姓鄉福龜村，舊名龜仔頭）」，碑文為「愿作生番厲，不造漢民巢」，她依據的資料應出自劉枝萬先生自費出版的《臺灣埔里鄉土志稿（1947年10月出版）》。然而1988年8月中國雲南省「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道光26、27年之間在臺灣任官的曹士桂《宦海日記校注》，內容顛覆了早昔的說法，曹士桂曾經親自走了兩趟水沙連內山地區，留有詳細的日記記錄。
從福龜抬頭即可見到的國姓大橫屏山，是深具地標性的標誌
清代嘉慶20年（1815）爆發漢人開墾集團以武力侵墾埔里社的屠殺事件。事件被揭發後，清廷將犯禁侵入內山的非法墾民全部驅逐出山，並且在進入水沙連內山必經的南北二口分別立了上述的二個禁碑。進入道光3年（1873）時，由於埔社經過了郭百年事件的燒殺蹂躪，人亡社虛，極度驚恐之下，透過日月潭水社的引介，招請西部平原及淺山地帶的平埔族群各族各社入墾埔社「同居共守」。
現今位於玉屏路尾端的屯園福德祠，此地在清代稱為「贌屯園」是平埔熟番屯丁的養贍埔地，過此即為番界。郭百年事件後，在靠近烏溪的岸邊設有禁碑，嚴禁民人擅入
在歷史的轉角反射前人曾經走過的路口
然而漢人及官商勢力也不時混入平埔族人的入墾行列之中。不久，在埔里盆地墾殖的平埔熟番和各方勢力已經澎脹到極大的程度，於是，是否效仿「由官方主導開墾宜蘭的模式」開墾埔里盆地，成為當時臺灣主管官署、地方士紳、金主的熱門議題。同時也因為關係著清代政府統治臺灣「內山番地封禁」的基本政策。於是「水沙連內山番地開或不開」也成為了清廷中央的爭論「朝議」。道光皇帝為此特別派遣閩浙總督劉韻珂親自到臺灣，實地履勘水沙連內山請墾的實際情況。曹士桂就是閩浙總督派遣來臺的先行官員，他很認真的自己先實地走了一趟，又陪同劉韻珂再走一趟。從埔里回程時，他走的就是烏溪線，在書裡有深刻細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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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與福龜的耆老阿嬌姨合影，她是在地的刀指總鋪師
曹士桂一行人從埔里的鐵鐧山（即今烏牛欄台地）起行，循著烏溪左右兩岸順流前進，前十里約過溪七、八次，水大時困難通行，先到新開路上的「熊背壠（應是松柏崙諧音）」，又十餘里到達「大茅埔」，再十里多到「雙溪口（即柑仔林），這裡是北港溪匯入烏溪的地方，曹士桂說溪北是「內國姓荒埔（即今天的國姓鄉街區一帶）」，又走了十里路到達「龜仔頭」，即今「福龜」，當時住在龜仔頭的地方豪強李秀率領他的家人在路邊迎接，並且接待曹士桂住了一晚。曹士桂說李秀是名「番割（即在番界做交易買賣的人）」，通曉原住民語言，並且娶了三個漢婦、四個番女，陪同迎接曹士桂的有臉上紋面的「王字番（即今屬泰雅族的原住民）」。
曹士桂的描述下，李秀是個曾經犯下重罪的人，道光24年（1844）李秀為了與住在贌屯園（今土城、屯園一帶）的另一名地方豪強洪璠爭奪外國姓與大平林的土地而大起爭衅，甚至引發兩端的械鬥。李秀透過「番婦」招引生番出山搶刼數次，殺死數十人。而洪璠的住家在大平林下的贌屯園，是這個械鬥事件 的另一名主角，曹士桂說他們二人都因為「所居近番地，嚴緝未獲」，而在政治現實下，官方以兩人都屬凶悍人士，素通番情也足以制番，特別寬恕了他們的重罪以招撫生番，並且還私賞頂戴及「把總」職，加六品銜，造成兩名重犯任意行事、不避干犯。
第二天，曹士桂出龜仔頭，經過九芎林，大約三里路到達外國姓，再十里到達大平林，五里到達粗坑，三里到達土城仔，在贌屯園的烏溪岸邊看嘉慶22年立的禁碑。洪璠也迎請曹士桂去他的書房午餐。過了內木柵基本上是已經離開水沙連內山的範圍了。
現在從土城往草屯方向的老地名如：贌屯園、土城、隘寮、內木柵等都與臺灣史中的「漢番界線」、「隘制」、「屯制」密切關連。如果從這個角度再深入進行實地踏查與歷史體驗，挖掘更多的在地已被遺忘的故事，一定非常有趣又有意義。